傅后闽自述：新闻生涯中的“实战”感觉

　　1999年9月30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十点三十五分抵达香港赤（左鱼右立）角新机场。八天的采访行程告结束。

　　这次台湾发生本世纪末特大地震，消息传来，中新社香港分社按照总社领导的指示，立即决定派梁玉骥、王顺和我赴台进行现场采访。梁、王两人地震当天（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之前已分别抵台，我则在九月二十三日夜晚九点五十五分抵台。由于梁、王两人抵台后第二天便直奔重灾区台中县和南投县采访，因此，我抵台后没有与他俩会面（但其间多次电话联系），而按照分社领导意见，留在台北进行采访，直到九月三十日离台。

　　这次前后八天的忙碌、紧张采访，所见所闻，感受良深。灾难现场的惨状、救援人员的挖掘，四面八方的援助，场面感人，历历在目。

　　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有如下方面的体会与感受：

　　首先，这次采访是一次"实战"的机会与考验。因为自从我进入分社以来十多年从事对台新闻报道中，这次是亲临其境进行实地现场采访报道，虽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我曾应邀参加"香港新闻界访问团"赴台参观、考察台湾年底"三合一"选举，但这次的任务却与前次完全不一样，整个报道要求做到快、准、真。因此，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磨练机会。

　　其次，虽然赴地震灾区采访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性，但临行前刘北宪社长和李伟副总编语重心长的谈话，却使我深感这次赴台身负的重任，因此，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考虑个人生命安危反而少了。九月二十七日傍晚七点左右，台北市发生一次余震，当时我正在饭店房间赶着写稿，突然发现台子旁边的台灯轻微摇动，这也可说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地震。

　　第三，同行之间相互支援很重要。这次赴台采访由于时间仓促，临走时我平时积累的有关资料都来不及带去。幸好到台北后，我及时与相识的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梁宝华联系，并透过他的同事程玟、斐伟帮助，送给我一本台湾各级机关"新闻联系人员名册"，该书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内中有全岛各重要机关和重要公司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有了这本"名册"，给我的采访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使我能第一时间采访或询问台湾电力公司、台湾气象局、台北"故宫"、"交通部观光局"、以及"财政部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另外，由于外出采访繁忙，在中秋节连续三天假期即将结束，台北股市将于九月二十七日重开之际，《工商时报》的斐伟主任还在二十六日傍晚给我传真来一份"财政部"有关对股市重开采取相应措施的新闻稿，给我的报道提供了及时的资料。所以，我认为同行之间的协助、支持与帮忙是很重要的（听说梁玉骥副总编这次不少图片也是托《中国时报》帮忙而及时传回港分社的）。临离开台湾前一晚，我特别打电话向梁宝华、程玟、斐伟三位道谢，并希望他们有机会多来香港采访。

　　第四，这次采访期间，我共发稿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综述三篇、专访四篇、快讯四篇等。采访过程紧张，为了及时报道，除了外出实地采访外，我还随时注意台湾三家电视台直播的当地震灾现场报道，以便争取第一时间将情况向分社反映。为了写综述稿，有二、三个夜晚我写到下半夜二点才入睡。另外，稿件在台湾传真回香港，饭店每传真一张收费新台币一百五十元，但在街边的"七 .十一"便利店一张收费才新台币一百元，为了节省这一开支，除头一、二天在饭店传真外，其后数天我都宁愿多跑七、八分钟到"七十一"便利店传真。整个采访期间，我大约传真五十张，这样算下来，也就节省新台币二千五百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