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药监局窝案落马的官员中，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是唯一的女性。这位注册司长曹文庄的得力助手，她的贪婪与占有欲与众不同，除去最高一笔5万元外，单笔受贿金额大多是万元以下，尤以2000元居多。法院认定她受贿36万余元——10年平均每天受贿100元。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3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审判决后，卢爱英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在二审之中。
别人也都有份儿，年年享受“岁敬”
1996年2月，46岁的卢爱英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这个位置，关联着许多单位的生存问题：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如果想在国家医药管理局立项，必须经过卢爱英的审批。
在这些项目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如果立项成功，国家则拨相关科研经费。一些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项目，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员没事干，全单位的人都要饿肚子。
“岁敬”，是旧时代官场的一个潜规则，就是逢年过节时下属官员向上级官员“供奉”的礼金。1996年春节后，刚上任的卢爱英收到了下属单位的第一份“岁敬”。
送“岁敬”的两人来自天津的一家医药研究单位，其中的张某曾与卢爱英一起共事。当张某和他的领导得知卢爱英走马上任之后，连忙赶赴北京专程看望她。
在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之后，张某和其领导起身告辞。临走时，张某拿出一个信封放在了卢爱英的办公桌上。
卢爱英以为是什么材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2000元现金。在当时，2000元差不多是卢爱英两个月的工资收入，她双手像捧着一个刺猬一样，忙拉住了张某。张某说：“大姐，您别嫌少，我们知道您在国家机关收入低，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贴补点家用吧。而且这钱也不止给您一个人，别人也都有份儿�！�
当卢爱英听说“别人也都有份儿”时，便收下了。
从1996年到2002年，张某和他的领导，每逢春节前后都会给卢爱英呈上“岁敬”2000元；从2003年到2005年春节，“岁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卢爱英和她的爱人住院期间，张某两次共送给卢爱英“营养费”5000元，卢爱英共收受张某贿赂2.8万元。
与天津这家医药研究机构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卢爱英因为给山东一家医药研究所的药品申报及注册提供了帮助，先后3次收受该所所长张女士给予的“岁敬”共计6000元。而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张女士的个人奖金。
“少吃多餐”，收钱只收几千元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药政司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而已是正处长的卢爱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
可以说，国家药监局最要害的部门是药品注册司，而注册司最要害的部门是化学药品处，所有化学药品都要经过卢爱英这一关。
此时的卢爱英被称为“医药界女强人”，手中权力渐渐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不过，卢爱英的受贿胃口和其他贪官相比，太小了——从2000元增加到5000元，这是她的底线。她自欺欺人地以为，“少吃多餐”才稳妥，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贿。
很多企业老总得知卢爱英只收几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纷纷投其所好。
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或“茶钱”。 如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药企业董事长，每次到卢爱英的办公室，都放下2000元，4次给了8000元。
某制药企业为了某种药品能尽快得到审批，该企业的殷总打通前期所有关节之后，批文却卡在卢爱英手里迟迟没有音讯。因为跟卢爱英不熟悉，殷总在卢爱英上班后，直接来到卢爱英家找到其夫，匆匆留下装有5000元的信封就离开了。不久，殷总拿到了批文。
有了这次未谋面的“交情”，殷总迅速与卢爱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卢爱英专门给殷总打电话说：“再有药品申报，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了就行。以后你逢年过节来北京的时候，别忘了来家坐坐啊�！�
在不知不觉间，卢爱英超越了5000元的底线。2004年春节之后，殷总送给卢爱英1万元，她没有拒绝。殷总3年共送给卢爱英两万元，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然而，并不是只要送了钱就能拿到批号的，四川一家医药公司就很不走运。
2005年9月，四川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在申报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E两种药品暂不采用国家标准管理”的过程中，找到卢爱英帮忙。
卢爱英让对方回去等消息。这个负责人留下回四川的车票钱，从随身携带的差旅费中挤出1万元交给卢爱英表示感谢。但是，等他回四川过了好久之后，卢爱英才打电话告知他们公司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这位负责人没有办成事，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了这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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