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有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春节为什么要回家———披星戴月，挤过千山万水，风雨无阻，盼得容颜憔悴，每到春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不顾人群的拥挤和扎堆、不惜一切代价买到车票、不顾旅程的漫长和遥远地往家赶，赶到家人的身边，一起过个团圆年。前几天的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5000多人参与的在线调查显示，春节车票紧张是公众普遍担忧的“过年大事”之一。33.2%的人认为，买不上票，过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为什么要赶回家过年呢？这不仅仅是顺应一种古老传统，这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现实。相比于社会、公司、工地这些日常容纳人存在的单位，家有着更合人性的内在结构。

　　回到家中，你有着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身份，是父亲、母亲，是女儿、儿子，抑或是爷爷、奶奶，遍插茱萸少一人，血缘与情感的融合赋予了你在家中识别上的唯一性，这种不可替代的唯一性能充分地满足人性的自尊和情感需求。而在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你只是非常渺小的一个单子，无论你多么出类拔萃，总非不可替代：你不干的工作别人会干，你辞去的岗位别人会顶替，你有着跟亿万人共享的身份：公务员、农民工、办公室文员等，你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

　　家里是平等的，因为平等，你可以任性，你可以放纵，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让委屈的泪水流到亲人的肩上。而在社会中就不同了，地位的悬殊，贫富的差距，阶层的不同，容颜的美丑等等，无处不在的优劣之分中是“不平等”的氛围，你任性了，就有上级来修理你，你放纵了，权力就给你颜色看。一句前几年很流行的话是“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你必须遵循社会赋予你严格的行为规则。

　　还有，家中的生活是低节奏、不追求效率的，做事可以慢条斯理，花钱可以大手大脚。而在现代性压抑下，社会中人的存在是高效率、快节奏的，一切都得讲究利益核算，讲究投入与产出，讲究利益的最大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公司伦理”压得现代人喘不过气来，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现代性的快节奏、高效率使人沦为一种发展的工具。

　　买不上票，过年回不了家，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这折射出国人在现代性压抑下的某种生存焦虑。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国呈现出现代社会某种共有的景象：经济逻辑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生活在公司社会的掌控之下，一年中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是以“公司”这一经济单位为核心，每天受着公司商业文化的熏陶，每天接触的绝大部分人都戴着“公司”的面具，我们的工资、奖金、福利都来自于公司，被公司业务和资本的意志驱使着从这个城市奔波到那个城市———朋友、同事、邻居、伙伴、同行等社会关系都被公司所支配，传统社群都被公司社会的经济逻辑所淹没。除了金钱带来的工具快感外，你很难从中寻找到情感的慰藉和人性的满足。

　　于是，“家”这个社群，成为人们躲避现代性焦虑的最后一块港湾。人们赶着回家过年，潜意识中其实是在躲避公司社会的精神压抑，逃避工具化、高效率、快节奏之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压迫，在这里获得短时间的精神慰藉。不管怎样，春节都要赶回家，人们借助于春节这个传统，完成了一次躲避现代性的精神仪式。人们需要从这种亲人团聚的传统中寻求被疏离的社群精神，需要借助这个传统暂时回归曾经熟悉的温情。

　　(作者：东方木，北京编辑。原题：《“春节回家过年”的社会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