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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英国政府正在紧急协商推出新的反恐法案，以应对英国日益陷入困境的反恐局面。但这部新反恐法案能否令英国走出其目前的反恐焦虑状态和误区，笔者很怀疑。

　　最近一周，英国反恐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首先是上周四，伦敦地铁又一次发生恐怖袭击，幸炸弹爆炸规模不大，才未造成重大伤亡。这是继“七七伦敦血案”后两周内伦敦遭受的第二次袭击，对于英国的反恐部门和警方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一天后，亦即上周五，一名居住在伦敦的巴西青年被警方误以为是恐怖嫌疑犯而遭到追击，并在被抓获后按倒在地，头部连中五枪毙命。事后，当发现为误杀后，伦敦警方只是表示道歉，但对于嫌疑犯“格杀勿论”的明令却并未收回。

　　伦敦警方误杀巴西青年，以及一般听来荒谬至之极的“格杀勿论”命令，令人感到这不但显示了伦敦警方和反恐部门的失职、无能，而且更折射了蔓延在整个英国社会的一种焦虑。短短几个星期，由于恐怖袭击接连发生，而凶犯至今未能真正归案，英国人开始由“七七伦敦血案”时的沉静转化为一种深深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本身，也折射了当今国际社会反恐的困境。

　　所谓反恐，应当包含两层意义：

　　1.追捕凶手；

　　2.展开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

　　但实际情况是，近几年来后者完全付阙；前者则也陷入了极大误区，亦即当凶犯久久未能归案时，从警方到民间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由此导致与西方民主完全背道而驰的作为，并产生严重后果。

　　英国倒退到“警察国家”？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有人权和民权之分。如果说，人权在狭义上专指人们的政治权利，那么民权就一意指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权利。而在自由社会里，公民自由的根本基础，首先就是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恐怖主意盛行，西方公民的这一自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没想到的是，随着反恐的展开，尤其是官方和民间日渐陷入焦虑状态，西方公民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再次受到打击。以上周五的巴西青年被误杀为例，尤其是伦敦警方至今不改“格杀勿论”的命令，但同时又对追捕凶犯一筹莫展，让人感到似乎回到了警察国家的年代。

　　巴西青年伦敦被误杀，直接导致英国的穆斯林社团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并进而导致英国穆斯林社团和主流基督教社团的严重对立。而反恐本来应该逐渐疏解这种对立，但没想到却使这一对立日益加剧，这是英国反恐的真正悲剧。

　　因此，英国社会应当首先走出焦虑，回复沉静和理性。相信以英国人的智慧，终究可以克服和战胜自身的人性弱点。(摘自香港明报；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