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公开对发生在云南省丘北县的一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涉案的3名警察刑讯逼供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该案由云南省检察院指定异地起诉审理。
对农民王树红实施刑讯逼供的3名警察刘自春、李光兴、卢梁甲能否受到法律追究，曾经悬在一线之间。
从王树红提出控告，到3名警察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刑事拘留，先后历经3次调查，历时一年有余。
前两次经过当地有关部门调查后，该案曾一度处于撤案的边缘。直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此案，派出骨干力量到文山督促进行第3次调查，查清案情只用了7天时间。
为何7天就可查清的刑讯逼供案由当地“自查自纠”却旷日持久？
日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接受笔者独家采访时，披露了该案的侦破过程。
——当地检察院申请撤案
2003年6月24日，丘北县公安局抓获真凶王林标，事实证明王树红一案是错案。当年7月1日，王树红被释放。
王树红对笔者说，他被捕进入看守所后，曾先后3次对提讯他的检察官表示，他遭到办案警察刑讯逼供。他被释放后，于7月10日就此事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
而云南省检察院派人到丘北调查期间，丘北县检察院辩称，“王树红在看守所内几次被提审时，均对遭刑讯逼供一事只字未提�！�
省检察院督办此案的检察官说，王树红被释放前一天，省、州两院的检察官到看守所看望王时，“他一脸惊恐，讲话不流利，只会说警察打他。本来，此时检察机关就应该行使监督权，进行调查。但当时与公安方面达成协议，先由公安内部调查�！�
7月9日，文山州政法委、州公安局、州检察院组成调查组找到当时的办案警察进行调查，他们一致否认采取过刑讯逼供。调查组认为，办案警察有诱供行为，但刑讯逼供证据不足。
之后，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收集到一些新情况，报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批示，由丘北县人民检察院于7月30日立案侦查王树红被刑讯逼供案。省检察院督办此案的检察官说，这一次，检察机关查明，直接讯问过王树红的刘自春、李光兴、卢梁甲有刑讯逼供的重大嫌疑。
但是，案件调查并未深入下去�！暗钡丶觳旎靥岢龀钒干昵�，但我们没有同意�！痹颇鲜∪嗣窦觳煸憾桨齑税傅募觳旃偎�，当地检察机关的理由是：找到当事警察谈话时，对方要么不说话，要么否认，案件还是无进展。检察官调查后认为，因案发时间较长，有关证据的查找难度大。尤其是检察机关以刑讯逼供立案后，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安民警情绪较大。
——专案组7天获取5组核心证据
2004年3月，法医为王树红所作的伤残鉴定显示，王已达到7级伤残。省检察院遂决定把此案立为督办案件。该院渎职、侵权犯罪检察处副处长李维勤解释说，由于立案级别达不到由省检察院直接办理，所以只能督办或指导。
李维勤说，7月，文山州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打来电话称，有几名警察愿意出面作证，“但不愿和当地的检察官谈，只愿和省里下来的人谈�！�
8月，李维勤受命带领侦查科长杜洪到文山，抽调州、县两级检察机关的干警组成一支9人的专案组，恢复对此案的调查。
当时，专案组对该案的调查取证，难度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零口供”，3名涉嫌警察均否认曾经刑讯逼供；二是主要犯罪工具灭失，那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已无从查找。
但是，从8月12日到18日，专案组在7天时间内就获取了5组核心证据，足以构成完整证据链。
专案组首先从看守所医生的笔记本打开了突破口。那上面有给王树红多次发放阿斯匹林类止痛药的记录。与王同监舍关押的人犯证实，洗澡时看见王直不起腰，背部有青紫淤血，晚上，王疼得睡不着觉，却不敢叫出声。与王同监舍的3人证实，自己也在县公安局遭老式手摇电话机电击过。有一人伸出双手，拇指根部被电线烧糊了的黑圈仍清晰可见。
丘北县公安局几名警察证实，李光兴办公室里有部老式手摇电话机，用电话机对犯罪嫌疑人“测谎”，是他长期的办案风格。
王树红和作证的警察，可以从摆放在一起的很多种电话机中，同时指出编号为5号的电话机就是李光兴用的那种。
王树红从丘北县公安局提供的33张民警的照片中一眼就认出李光兴和卢梁甲就是打他的警察。指认现场时，王刚上到公安局二楼人就开始发抖，直接指认就是在最顶头的一间办公室被刑讯逼供。
云南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院联合鉴定认为，王树红胸椎11、12节及腰椎1、2节压缩性骨折，是高处坠落所致，损伤程度已达轻伤(甲级)。王如何从高处坠落？其腰椎所受的伤与警察的行为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有关专家和王的说法解开了这个谜团：电流通过王的双手直接打击心脏致其昏迷倒地，王还被警察抓着衣领往地上砸，都是腰椎着地，骨折由此而来。
在证据已经充分的情况下，专案组于2004年8月20日将3名涉嫌警察带到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刑事拘留，进行异地关押。
——专案组里出了“内鬼”
该案第3次调查时间虽短，但侦破过程却有颇多困难、惊险和阻力。
展开调查前，李维勤查看了原来的案卷材料�！拔曳⑾�，证据材料单一，其中除了王树红的控告外，只有3名嫌疑警察的否认�！�
他说，这样的调查在技术上“犯了侦查的大忌———过早接触当事人，而缺乏足够的第一手外围证据。由此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是，3名嫌疑警察有机会互相串供，毁灭证据，给此后的调查造成更大的困难”。
李维勤说，这一次调查，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调查是在一种半隐蔽的状态下开始的。为了转移对方注意力，专案组表面上称是调查另一件案子，暗中收集该案证据。
但是，调查工作刚开始，就发现了“内鬼”�！巴诽焱砩�，我召集专案组干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进行工作部署�！崩钗谒�，“结果，我在会上说过的所有话，第二天就传了出去�！薄懊孛苷倏陌盖榉治龌崧砩暇吐┢�，这是很凶险的事�！闭觳樵倍藕樗�。
更为凶险的是，专案组设置的秘密办案地点还被盯梢。
李维勤说：“一位愿意提供证据的民警来找我，一进来就对我说：要谈可以，但不在这里谈，换个地方。我当时就感觉到他有顾虑，马上答应晚上再与他联系，他留下手机号码，就匆匆走了。当我送他出门时，我发现门外有人在监视。当晚，我和那名民警在一家宾馆的房间里谈了话�！�
李维勤说，通过以上两件事和一系列的观察，“我断定专案组里出了‘内鬼’，此后一方面重申纪律，一方面有意识地将我们发现的‘内鬼’调离了核心工作。之后，调查才得以继续开展下去�！�
——谁会为一个农民伤了和气
王树红遭到刑讯逼供时，刘自春是丘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光兴是刑警大队一中队队长，卢梁甲是刑警大队警员。而专案组展开调查时，刘已被调到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当教导员，李被提拔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查办此案，专案组得到了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但是，侦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张无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在丘北县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调取到的王树红《入所体检表》显示：身体状况正常，无外表损伤�！罢馐且环菸拮锏闹ぞ��！崩钗谒�，反映王树红在从公安局到看守所的过程中身体未曾受到伤害。
但是，专案组了解到，该案嫌疑人刘自春以前曾担任过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而当天送王树红进看守所的，正是刘自春和另一名警察�！耙蛲跏骱烊胨蔽幢ú�，就没有对其进行检查�！钡卑嗑斓闹ぱ灾な�，在这个重要环节上，人际关系代替了制度。
此外，专案组还了解到，嫌疑人有亲属在丘北县政府担任要职�！拔颐窃诘钡厥�，对方也在找关系活动，制造阻力�！�
李维勤说，专案组在要求县公安局提供民警照片供指认犯罪嫌疑人时，该局曾拒绝提供。就在本案的调查快结束时，还出现了不利情况———原先提供过证言的两名民警打电话给李维勤，要求撤销证言，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信息表明，专案组离开丘北后，曾提供过证言的民警被有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嵘�，有人假借“党委研究决定”名义，称“要把胡说八道，给检察机关提供‘炮弹’的警察，开除出公安队伍”。
丘北县公安局政治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对上述情况予以否认，称“不知道，没有这样的事�！倍愿冒覆辉阜⒈砜捶�，称“等待判决结果�！�
杜洪说，他在当地听到有人说，“同在一个县城，大家太熟了，谁会愿意为了一个农民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
李维勤对笔者感慨说，此案的调查，无形的阻力太大了，“所以，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主张公开几位证人的姓名，谁能保证在暗中没有打击报复呢？”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喻劲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