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就业,其实就是把“人才”这种商品交给市场去选择,市场会根据人才的差异分配到不同职业中。而职业选择不仅是大学生自己的决定,也是他们的父辈以及整个社会职业价值观的投射,因此,观察就业结构其实颇能分析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如,持续高烧毫无降温迹象的公务员考试,大致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社会更偏爱政治管理权,而轻视财富创造权,所谓的公务员就是掌握政府管理权的人。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要求政府无限限制权力,而是要求政府权力和民间的财富创造力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昨天,有媒体报道,各地出台公务员新政,这新政出台之后的效果,将是“金饭碗”变作“瓷饭碗”。把各地出台的公务员考核的一些规定整合在一起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乐观了,毕竟,公务员考核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不谈具体措施,就说效果,据人事部统计,自1996年实施公务员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年均不到2500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年辞退率仅为0.05%。再以城市为例,1996年到2005年近10年,北京市10万名公务员仅辞退300多人。

　　公务员为什么难辞退?有人将之归咎于所谓的机关文化,比如,领导撕不下面子,同事也得罪不起人,如果扯远了,可能又得说到人情社会的国民性之类。但反过来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里为什么会兴起一股下海潮呢?正是市场的力量,是追求财富的冲动,让人们主动从机关出走。而现在,创业难、民企难众所周知,人们当然宁愿退守机关,过起“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前现代生活了。所以,公务员考试热、不合格公务员难辞退等社会现象都与当下的大环境有关。我们当然期待,在具体公务员的考核上,能采取足够具体、明细的措施以让“金饭碗”变成“瓷饭碗”,让公务员阶层的流动性增大。但从现实来看,公务员队伍是“严进”“严出”:做公务员难,辞退公务员也难。

　　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所谓的公务员新政,不难证实我们的猜想:至少还没有打到七寸上。比如说,虽然制定了公务员不称职的标准,但标准却“很宽松”,无论是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能力,还是工作责任心、工作作风,都很难“量化”,真正执行起来弹性很大。更关键的是,公务员考核再怎么考核都是其体系的内部考核,这种考核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及操作的可持续性都要打上问号。这些年来,社会不断呼吁改进公务员考核改革,也不断呼吁社会引导大学生理性就业,但是这些呼吁比起市场选择来说略显苍白。因为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选择较为保险、具有前途的职业是出于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也因此并没有多少理由责怪对于“金饭碗”趋之若鹜的大学生。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市场选择又是社会深层权力结构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积弊的去除只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