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照日前说，不久后出台的上海有关户籍政策，将从以往的“指标限定”转为“条件管理”，今后居住证转户口将逐步增加。他表示，上海将参考国外一些城市“居住证累计满7年可转户口”等做法确定相关标准，给予有居住证的来沪人员“依次轮候”转落户籍。上海市政府在今年1月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宣布，“居住证转户籍”的相关操作性的政策文件，将于今年2月底前出台。

　　至此，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聚光灯下的“上�；Ъ�松动”的话题，有了一个基本的说法。

　　有关大城市户籍问题，另一项国家层面的政策也备受关注。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发出《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比欢�，由于拖了一个括号，这条原本应该令人欣慰的新政，却饱受质疑和批评。确实，眼下户籍矛盾最为尖锐的正是北京、上海等超级大城市，而新政却将它们作为特例排除在外。

　　现行户籍制度在中国实施以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一直比较金贵。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有所松动，但从户籍制度的层面看，情况依然故我，而且政策也是时松时紧。给人的感觉是，户籍政策越来越变成了服务于城市发展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公民自由迁徙、居住的根本性法律保障。这就更增添了舆论的强烈不满，这几年有关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控制城市人口素质”的言论经常遭到一边倒的痛斥，就是这种社会情绪的鲜明写照。

　　不少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制度性障碍，也是时下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的渊薮。这种认识在大道理上当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钥匙在哪里？大多数论者将重点放在了呼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实际上也就是全面放开户籍)上。但我认为，将中国人生来就分为“市民”和“农民”的这种极不公正的户籍制度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整，以及由此衍生的公共资源不公平分配问题。只要后者不能得到改进，即使国家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分隔，也不可能真正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很可能引发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消了包括粮票在内的所有票证。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票证时代”终结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国家取消了票证，而是票证本身越来越失去价值。票证是“短缺”的结果，在短短10年里，国民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过�！钡木薮笞�变，取消票证只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认而已。

　　以户籍管制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性质上与票证是一回事，它是“社会保障”这种公共品供应严重短缺的必然结果。在没有户籍管制的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里普遍存在大量的贫民窟，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难以治疗的“毒瘤”。道理就在于此——一种能够发挥现实效果的制度，假如它是不合理的，那必定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投射。因此，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取消户籍限制，而是逐渐降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让“上�；Э凇�、“北京户口”越来越不值钱。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国家不具备财力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而且，这个问题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严重阻碍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金融�；�应当成为我们偿还历史欠账的宝贵契机。如果政府希望以巨额财政投入来缓解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的话，我们的钱首先就应该花在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只要覆盖城乡且能够随人转移接续的全国社保体系真正建立起来，相信城乡二元的问题会像当年那些烦人的票证一样自动消亡。

　　当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靠几个城市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当我们明白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实质意义，就可以为取消现行户籍制度而做些有实质意义的基础性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直辖市或大城市，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降低户籍本身的“含金量”。例如，尽可能地拉平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福利待遇(包括普通义务教育和高考的公平性)，以方便有朝一日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彻底放开户籍。

　　其实，这几年各大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北京、上海等地户籍在过去10多年来已经“贬值”了很多。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那些不希望降低大城市户籍含金量，而期盼扩大大城市户籍容量的想法，不过是想“挤上那趟特别班车”，根本无关社会公正。(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