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妙言

　　广东有些人不重视教育，“二世祖”不少，有钱人没文化，文化人没有钱，太悲哀，必须改！

　　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

　　我住的还是三十多年前盖的老房子，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晚来之志

　　我虽然78岁了，但学术上还要“从头越”。我希望《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人物介绍

　　詹伯慧

　　1931年生，广东饶平新丰镇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30年，1985年任暨大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长，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名誉教授。 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詹教授从教56年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78岁，从教56年；著作等身，研究一辈子方言，编了半辈子辞书；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语言学家，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他，就是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

　　詹伯慧的人生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在中山大学学习四年，分配到武汉大学30年，再调入暨南大学25年。前不久，他从教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暨大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同侪、弟子及仰慕者前来拜谒，济济一堂，桃李春风。在汉语学界，“詹家军”的名头很响。

　　细数生平

　　●在中山大学

　　得遇王力定人生基调

　　七位同窗个个是好汉

　　羊城晚报：您是当今汉语方言学界的领军者，听说您走上这条路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很大关联？

　　詹伯慧：我是王力先生带入门的。中山大学原来没有语言学专业，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王力先生从西南联大回北方，路过广州。当时的中大校长王星拱有个习惯，只要有人才从广东路过，他就会成为“拦路虎”。他极力挽留王力先生，游说他当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也不是吃素的，跟他讨价还价：“留我可以，但我要办个语言学系�！蓖跣枪靶廊挥υ�，于是，这个系从1946年办到1954年，后来并入北大，前后共八届。当时我们班上有7人。 　　

　　羊城晚报：听说你们班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詹伯慧：其中三个分到了高校，我到武大，30年后又调到暨大；唐作藩到北大，现在还在那里；许绍早去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大)。欧阳觉亚、饶秉才和麦梅翘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中饶秉才后来也到暨大，退休后定居美国)，王豫远去了中南民族学院。我同班同学就这么几个，不多，但确实都颇有出息。 　　

　　●在北京大学

　　又遇袁家骅钟情方言

　　会客潮粤诸语有优势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但听说您从中大毕业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方言学研究，您也没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还是和王力先生有关。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们这几个学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国开设方言课程，就是我后来的恩师袁家骅教授开的。王先生对他说，我有个学生，现在在武大，方言基础不错，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从武大到了北大进修。这为我以后搞方言学奠定了基础。我在方言学有较好基础，我在家里同父亲讲客家话，同母亲讲潮州话，又在广州粤语环境里生活，天生有优势嘛！

　　●在东京大学

　　贪玩学者玩转日本国

　　《东瀛游记》证逸兴

　　羊城晚报：我们一直以为像您这样的大教授肯定很严肃，但翻看您的履历，却发现你很爱“玩”。您当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期间，去过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荐的：1980年，日本东京大学有个中文教师的位子，原来由一个台湾人担任，退休了。田中角荣访华后，中日建交，东京大学决定不再找台湾，想请中国教育部推荐专家过来。教育部于是选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务越重，越要抽时间玩。当时我一个人在东京大学，教五门课，只要礼拜天没事，我就出去玩玩。后来香港文汇报曾敏之先生约我写专栏“东瀛杂记”，我连续写了40多篇，后来武大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首印过万册，1989年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日本面面观》。

　　●在暨南大学

　　当官本来便勉为其难

　　不当一身轻松不失落

　　羊城晚报：您1983年调到暨大后，马上就当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学校要与世界接轨，新成立文学院与理工学院。那时不像现在，有20多个学院。中文、新闻、历史、外语、社科等都在文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在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是相当副校长的级别。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但当时我是最年轻的教授，又到日本东大做过客座教授，学校领导好说歹说，要我担任文学院院长。我只好勉为其难。

　　羊城晚报：退休了，不当“官”了之后有没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来就没想当“官”嘛，哪会有什么(失落)？

　　师生情分

　　从不忍让学生“放鸽子”

　　看不惯研究生批量生产

　　羊城晚报：在您的从教55周年研讨会上，看到您的很多学生、朋友从海内外赶来给你道贺，让人感动。您和学生关系真融洽，在现在大学里，这样的师生关系好像不多见了。

　　詹伯慧：我2005年才从暨大退休，之前一直带研究生。但1998年我不在国内，停招了一年。为什么要停招？因为我人都不在国内，不能让学生“放鸽子”，我要负责任��！

　　我对现在研究生批量生产很看不惯。我从1990年设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生，到2005年，

　　整整15年，一共只带了29个博士生，平均一年不到两个。在带博士生期间，我也基本上不再招硕士生。我带的研究生不多，每个学生，我都真心对待。我太太常说，你花在学生上的精力远比自己女儿多。我始终认为我必需尽心尽力把学生带出来，能看到他们在学术上成长，是我晚年最愉快的事情！

　　但现在有些高校存在这样的情况：研究生批量生产。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羊城晚报：这样批量生产，研究生的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您对这个怎么看？

　　詹伯慧：不好说。我总是感到一种�；�，担心我们的研究生质量像鲁迅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和我们老师那一代相比，我们已经深感自己差得太远了，后面的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不敢说。但我们的教育，问题确实不少。

　　谈“詹家军”

　　这支队伍确实最强大

　　戏称中有厚望有鞭策

　　羊城晚报：学术圈里，有人称你们是“詹家军”，您怎么看？

　　詹伯慧：呵呵，这是外界叫起来的，可能是因体育界有个“马家军”吧。这是语言的附会。也确实，我这支队伍在方言学界是公认的，是全国最强的一支。 　　

　　羊城晚报：不仅体育界有马家军，岳飞的军队也叫“岳家军”，称你们为“詹家军”，是对您的一种肯定。

　　詹伯慧：无非说这支队伍有一定能量呗！不过我常常提醒学生，人家这样叫，是对你们寄予厚望，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不能辜负社会的期望！ 　　

　　羊城晚报：最近《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上马，由您来统筹，全国六七十岁的方言学家都被请来当顾问，50岁左右的请来当骨干、当编委�？�大会时，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四大学会会长都来参加，这样的规格很高啊。

　　詹伯慧：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方言词典，300万字，集合了全国方言学界两代人的功力。虽然77岁了，但我现在还要“从头越”。我希望在我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家学渊源

　　靠家学不如靠自己

　　二世祖太多没希望

　　羊城晚报：我们常说“家学渊源”，比如您的乡人饶芃子等学者，都是有家学的。您的父亲詹安泰先生，是岭南第一词人。您怎么看家学渊源？

　　詹伯慧：我老家的祖屋就叫“学文堂”，是我祖父一代留下来的。我们老家饶平县新丰镇的润丰楼前几年被命名为广东省文物�；さノ�，理由之一就因为它的人文传统。这座土楼清代出了四位进士，近代也产生一些名人学者。尽管我们家有“学文”传统。但我认为，做学问不一定非得有家学才行。我父亲是精于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我也喜欢诗词，但我最终没有跟着父亲学诗词。但小时就想，我要学一门在家里学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

　　羊城晚报：您的意思是，“家学”固然重要，自己的选择与努力更不可缺少？

　　詹伯慧：对。我学语言学，父亲给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但他认真做学问的文人气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觉得现在不能对学生要求这个(家学渊源)，学生学不好也不应该怪自己没有家学渊源。没有家学也可以出人才，主要都要靠自己。

　　这些年来，我参政议政，差不多广东每个县都跑遍了。有个问题很触动我：历年高考入学，山区较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考得很优秀。条件越艰苦越发愤图强找出路。但珠三角的企业家很多，其中有不少暴发户，他们的儿女往往不能成才。 　　

　　羊城晚报：就像一些社会学者说的：“二世祖”太多了？

　　詹伯慧：对，这个问题很严重。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家那边的想法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人家不少企业家现在发达了，就想到自己读书少再发展很难，于是千方百计地培养儿女，让他们充实提高后再来继承自己。我们这里不是的，家里有钱就对孩子娇生惯养，给他们好的物质享受。孩子们也觉得，爸爸、叔叔他们没读多少书就有钱了，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这是中国最悲哀的事，有钱的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却没有钱！

　　有钱而又没有文化只能走向愚昧，钱多了做什么用？拿来分给子女，助长了不求上进的“二世祖”作风。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要扭转。太多“二世祖”，国家没有希望。

　　人生境界

　　既安且饱又有事业

　　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羊城晚报：您今年78岁，身体真好！感觉您身上有股“�！本�，听学生说，您比他们活力还足！

　　詹伯慧：有人问我，为什么精力这么充沛？我说，世上不公平、不如意的事太多，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要没事总想这些，满肚子牢骚。我常说一句话，“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要相信这个时代。去年那么大的地震、那么大的灾难，我们国家都坚强地顶过来了。现在，我住的还是30多年前盖的老房子，我的学生都住进了新房，有的人想不通：“哎呀，你怎么不住新房子？”我说，我就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生活方式

　　一点不恐惧现代科技

　　用十年早离不开电脑

　　羊城晚报：您做的是传统学问，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很传统，您怎么看待现代科技呢？听说有的老教授挺恐惧现代科技的。

　　詹伯慧：哈哈，我用电脑已经整十年了。我现在每个礼拜六给香港大学上一次课，礼拜四以前，我就把我的讲义用电脑写好，发伊妹儿给港大，让他们在我上课前先印发给学生。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您是67岁的时候开始学电脑的？

　　詹伯慧：1998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了一年客座教授。在那里，人家要求很严格，坐班制，我和北大来的客座教授袁行霈也不例外。我们每个教师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电脑，学校里任何通知，包括学生向老师提问题，也包括图书馆借书催还的信息，都通过电脑发过来。如果不懂电脑，图书馆罚了款都不知道，那该多糟！我一到校就请教别的老师先把电脑基本用法学会。很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学习电脑不行，此后我就一直用起电脑来写作和发信了。

　　善待方言

　　方言体现地域之“俗”

　　粤语生命力强绝不消亡

　　羊城晚报：您是方言专家，研究方言，�；し窖�，但您同时又在积极推广普通话，这两方面工作有没有矛盾？

　　詹伯慧：不矛盾，研究方言的人都是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其实，只有研究方言的人才最懂怎样推普��！推普也是要对症下药的，研究方言才知道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才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举个例子，你向潮州人推广普通话和向广州人推广普通话，方法内容就应该有所不同，向讲湖南话的人推普，又应该有所不同。 　　

　　羊城晚报：我们做过调查，广州有些新客家，父母都不讲白话，孩子也不会讲；还有的夫妻都是广东人，但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都讲普通话，白话很弱。这样发展下去，很多年后，粤语会不会弱化？也有专家提出“粤语消亡论”，您怎么看？

　　詹伯慧：粤语绝不会消失，广东人日常生活中都在用，它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比如你到菜市场去，你听听四周都在讲白话。很多外地人来广州，也多少学了些白话，就是因为它实用。入乡随俗，方言正体现了不同地方的“俗”。

　　语言是社会沟通的工具，推广普通话会为我们增加一种沟通工具，是要让原来只说方言的人学会一种全国通用的社会通用语，是从单语生活过渡到双语社会，1＋1＝2，而不是等于1，这是不会动摇方言的存在基础的。我们建议父母应当有意识地在家里让孩子学讲自己的方言，父辈的方言不能丢，这对孩子发展有好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学习方言，可以帮你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情习俗，使你更快融入这个社会。 　文/本报记者 夏杨 孙璇 图/本报记者 何奔 实习生 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