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旅馆促成史上最牛音乐节

　　对于酷爱摇滚乐的人而言，无论性别、国籍、民族、年龄，“伍德斯托克”几个字都是畅行无阻的通关密码。1969年的夏天，在“和平和音乐”的感召下，50多万嬉皮士从美国的四面八方涌入名为伍德斯托克的小镇，在短短的3天里，创造了音乐史上最伟大也最著名的音乐节，成为摇滚乐迷眼中永恒的纪念。而今，作为音乐节的亲历者和幕后推手之一，埃利奥特·提伯带着他的鲜活回忆《制造伍德斯托克》来了，而导演李安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已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近日，记者专访了《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1969年夏，50万嬉皮士的理想主义故事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公认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伍德斯托克原本是一个距离纽约市中心160公里的避暑胜地，当地居民多以务农为生。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批音乐家看中了这里的艺术氛围，纷纷移居此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美国抗议民歌手鲍勃·迪伦。在一个身为富家子弟的名叫迈克尔·朗的嬉皮士的发动下，在“和平和音乐”的口号下，到1969年8月15日音乐节开幕，闻讯赶来的嬉皮士大约有50万人，另有100万人因交通瘫痪而被堵在了路上。当时深陷越战的美国，国内反战浪潮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音乐节“和平和音乐”的口号给了这些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嬉皮士们最热诚的召唤，在音乐会上，他们打出了“做爱不作战”、“别相信30岁以上的人”这些青春的宣言。音乐节当天，打头阵的黑人歌手里奇·海文斯抱着一把吉他连唱三个小时，返场6次，直到把存货唱完。当他第七次被迫返场时，望着台下50万双纯洁的眼睛，他灵机一动，想起一首古老的黑人民歌《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披露音乐节背后的真实故事

　　很多人误以为《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作者埃利奥特·提伯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创办人，其实并非如此。著名音乐评论人张晓舟提醒读者提伯只是幕后推手之一。

　　为了不让父母经营的汽车旅馆倒闭，伍德斯托克小镇青年提伯主动提出为音乐节提供场地，并最终促成了在这个默默无闻的白湖小镇上演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节。而这场划时代的摇滚盛会从此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当时身陷家庭债务与同志身份双重压力之下的34岁的青年提伯。

　　在《制造伍德斯托克》这部个人回忆录中，提伯用幽默豁达的文字，讲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背后真实的故事。在音乐节之后，提伯找到和身为同性恋的自己相处的方式，得到父亲的接受与谅解，也彻底改变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伍德斯托克魔力：

　　青年李安远在台湾备受震撼

　　至今为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仍然是世界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乐节。参与过这次音乐盛事的整整一代人被人们赋予了一个共同的称号：“伍德斯托克一代”(Woodstock Nation)。伍德斯托克的魔力40年来从来不曾消减。

　　对于很多曾经身体力行嬉皮生涯或心向往之的一代人来说，“伍德斯托克”是他们共通的“通关密语”，据台湾作家马世芳描述这些长辈甚至多年后大老远到了美国，再大老远专程开车亲访伍德斯托克故址，只为了去看一眼那片起伏的青草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美国掀起风潮的1969年，台湾青年李安正留着长发、穿着大喇叭牛仔裤，在马路上溜达，还差点因此被警察抓走。此时远在美国小镇伍德斯托克的自由、青春和纯真带给他相当大的震撼。数十年后，李安之所以选择拍摄《制造伍德斯托克》，也许与青年时代的感动有极大的关联。据说，2007年提伯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出版后，他在旧金山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与李安同台，两人聊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节目结束后，提伯立刻把新书送给李安，几个月后便接到改编电影的消息。

　　对话《制作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人们至今依旧惊叹音乐与和平的凝聚力

　　广州日报：就你看来，为何李安导演会选中你的书改编为电影？

　　埃利奥特·提伯：因为他前六部电影都是严肃的悲剧，李安导演想拍一部喜剧片。他喜欢我的幽默感和我的故事。

　　广州日报：能否谈谈和李安导演的合作？

　　埃利奥特·提伯：我被聘为这部电影以及李安导演的剧本顾问。我为影片的场景、人物、周边环境以及节日氛围等方面做评注和描述。

　　广州日报：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你对改编还满意吗？

　　埃利奥特·提伯：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它有趣、动感十足、感人，构思精巧。电影在精神和细节上都和我的书非常接近。

　　广州日报：在你心目中，究竟什么是“伍德斯托克国”？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国”是外界赋予我们的名字，指的是当时在伍德斯托克农场中狂欢的50万人。为了这3天的和平和音乐，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在这里，没有杀戮、暴力和冲突。我们事实上在这3天里组成了一个国度。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今天为何全世界的人还会谈论起伍德斯托克？

　　埃利奥特·提伯：人们依旧惊叹于竟然可以通过音乐与和平聚集起近百万人，这种惊叹在今天依然有共鸣。

　　广州日报：回顾过往，伍德斯托克为你及你的同辈人带来了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赋予“自由”的感觉以新生，正如在音乐节上里奇·海文思所唱的一样美丽。我为这本书和电影命名为《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因为在过去的40年在我心中“伍德斯托克”一直伴随着我。它给了我自尊，自我价值的发现，以及音乐带来的和平与和谐的感受。

　　记者 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