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当前金融改革途中出现的新问题,组织了多方知名专家、研究人士展开深入研讨�！赌戏饺毡ā酚ρ�参与深入报道。

　　本期我们就“人民币汇率”这一热门话题,与专家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肖耿博士。

　　宏观经济直面两大现实矛盾

　　记者:从国家有关部门近期释放出的信号看,5月份的CPI增幅有望出现小幅回落,市场上的流动性也似乎有所“收敛”。但是,汶川大地震及其后期重建所带来的投资,势必成为一个新问题。在此背景下,高层近日也反复强调要把治理通胀视为今年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那么,在您看来,眼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黄益平(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眼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突出矛盾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一个是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

　　如果单一来看,它们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的12%变成了现在的10%多一点,通胀水平由原来的2%—3%上升到了现在的8.5%左右。

　　对于决策者也好,对于投资者也好,如果是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我们有很多对策；如果通胀上升,我们也有很多应对办法。但是,当这两个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了不得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成为一种趋势,问题就比较难对付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对的巨大困扰。

　　肖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和黄益平的观点是一样的。尽管国内物价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推进下有所缓和,但是鉴于各种深层次因素——譬如亟待改革的价格体制本身以及外部的国际油价攀升等影响,我国通胀的压力在今后四五年内是难以彻底消解的,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告别低物价时代。这种转变必然对广大民众的生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直接的挑战,也对我们的现行经济政策带来巨大的压力。

　　黄益平:实际上,中国经济眼下面对的难题,几乎全世界,起码是在亚洲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国家都面对同样的难题。

　　如果观察以后一段时间,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机制进一步推动矛盾的发展。首先要看到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会使得中国经济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肖耿:外部环境日益严峻,这也是对我国经济增长十分不利的一个问题。美国经济进一步疲软,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下降。这个情况,从我们第一季度的GDP增长速度、工业生产和出口数据里都可以看出来。

　　记者:相比于经济增速出现放缓的苗头而言,现在政策层面对于通胀的关注度更高。关于我国通胀的诱因已经有大量的人士做过解释,那么在你们看来,给我国的通胀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黄益平:造成现在通胀压力的关键因素,我认为就是钱太多,流动性太高。因为国内需求不旺盛,导致了出口顺差庞大,这样一方面使得很多钱回流中国。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给外界形成了一种人民币升值且将不断升值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中国财政可以发挥作用,增加其他形式的国内需求,这样更好。如果在短期内不能增加,通过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国内需求的上升,能够降低国外账户的失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外部账户的压力,也可能有助于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如果国内流动性压力降低,也许对通胀有所帮助。

　　肖耿:我认为,现在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我们印了太多钱,而是没有计算成本,比如环境的成本、《劳动合同法》,还有很多原材料等。正因为如此,也就意味着我国目前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当然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只是受原材料价格、各种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所以我个人判断,在今后5年保持4%以下的通货膨胀是非常难的事情。

　　彻底打消升值预期:看上去很美?

　　记者:除了刚才所说的通胀、经济增速回落,我们还不得不重点关注流动性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最近,有不少人士提出,为了解决我国资本流动的压力,就要从根源上解决——有的观察人士主张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然后急刹车”,有的则主张“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这其中就包括肖教授本人,那么,这种预期真的能打消吗?

　　肖耿:很多人觉得这个设想不可能。但我的观点比较鲜明,我认为完全可能。

　　在汇率改革前的十几年,我国的汇率没有变化,当时并没有见到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的流入。就是因为当时境外的投资者知道我国货币不会升值。而现在的情况是,未曾尝试让人民币浮动的中国开始有了这样的“规划”,并给外界升值的预期。当人民币真的升值了这样的预期反复被得到证实,而且速度很快,加上我国经济本身显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那么,热钱流入就势不可挡了。

　　黄益平:我对这样的命题并不认同。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打消外界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无论央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想打消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我觉得这种思路很好,但是操作起来不太可能。即便是有些人士提出的“先大幅升值,然后急刹车、稳定一段时间”的思路也是不可取的。第一,如果先大幅升值,该一次性升多少?第二,即便是中国单方面释放出人民币短期内停止升值信号,能改变国际热钱博弈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期吗?第三,如果现在不再允许人民币升值或者阻止升值,这显然也是与当初宣布汇改的出发点相悖的。

　　我觉得,我们要清晰看到的是,现在进入中国的热钱,很多并不是为了短期的套汇,他们看中的是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趋势。

　　肖耿:黄益平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我认为,打消升值预期还是非常必要。不少人认为,升值预期指的是名义汇率的升值预期,我自己觉得这是误解。很多人觉得香港是联系汇率,欧元在欧盟各个国家之间是固定汇率。通常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机制下汇率不一定要改变,可以改变,但是要有灵活性。

　　对于我国来讲,目前可以考虑不改变汇率。为什么?因为过去改变了,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目的。当时我们想到一方面可以改进外贸顺差,但是外贸顺差还继续存在。当初我们想到投机资本流入是可以控制的,实际上没有达到。因为过去的升值结果导致的预期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高。预期的根本原因不在市场,汇率改革前的十几年一直都有预期。但是因为我国政府态度非常坚决,所以预期很快就过去了。

　　而一旦政府开始允许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就有预期了。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姿态——反之,如果政府说不升,市场就会相信。

　　记者:肖先生极力主张“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刚才黄益平先生认为不太现实。那么,怎么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呢?

　　肖耿: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时机政府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试过了人民币升值,但是现在遇到了巨大的资本流入风险,没有办法对付。资本管制根本不可能达到效果。

　　人民币每年升值10%,再加上有通货膨胀,人民币以每年20%的速度升值。这显然不是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可以承受的。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现实是,眼下沿海地区的出口遇到了挑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控制通货膨胀,成本的增加会搞垮自己的经济——而我国经济一旦垮下来,对美国经济也没有好处——当然你说要打消多久?我觉得非常明显的界限是,如果中国国内的价格体系可以理顺,人民币汇率放开的风险会很小。

　　不过,在目前来看,我国现在汇率完全放开时间太早。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我国的价格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目前还有很多的重要行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还存在价格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汇率就会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的混乱,风险是非常大的。

　　高油价会否成为加剧通胀形势催化剂

　　记者:在观察今年国内宏观经济走势的同时,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国际油价着实越来越让人担忧。那么,高油价会不会成为加剧我国通胀形势的“催化剂”?

　　黄益平:今年的石油价格走势是全球宏观经济形势里面最令人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一般来说,世界经济疲软,大宗商品石油的价格应该疲软。但今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而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却不断上升。

　　我也注意到,对此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中国的进出口不断上升,有的说是因为美元疲软,所以很多投资者就转向投资大宗商品,也有的说是因为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化,跟需求没有关系。需求强也好,弱也好,如果边际成本上升了,有可能使得石油价格保持在高位。

　　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或者今后几个月石油价格会不会出现疲软,关键的一条,在今后一段时间石油价格会保持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大家基本已经有共识,也可能是130美元,也可能是100美元,甚至80美元。但是多数人认为再像过去20美元一桶或者50美元一桶的好日子,不能说一去不复返,可能是很长时间不会再看到。

　　记者:很显然,高油价已经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其中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成本增加使增长速度放慢,而成本增加又使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我国一再对油企进行价格补贴。在高通胀的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益于改善民众的生活、企业的生产?

　　肖耿:尤其是在当前国内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我个人是反对对电、油、水进行补贴的。因为这样的做法所带来的是低效率的问题、财政成本问题。而且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理顺国内生产要素价格。

　　看看中国的经济史就不难发现,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只不过后来没有发展下去。为什么?第一是因为没有市场导向；第二是没有解决激励机制。

　　改革以后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成本扭曲问题。因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像肖耿讲的是成本正�；�过程。那么成本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成本要上升,比如能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这个成本上升了,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通胀压力上升。另一方面,会降低经济活动的速度。

　　(记者　郑春峰　吕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