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5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发自北京的报道，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表示，中国新农村建设应该首要是战略思路上的转变，由城市优先发展走向城乡相对均衡发展，在整合由工业化而加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展开新农村建设，目前正是一个历史上的转折点；而随后应是打破种种制度壁垒，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

　　徐勇教授指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该从国家整合角度来理解。而在整合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建设新农村，首先应该是一种整体的战略思路和方向的根本转换，由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相对均衡，由从农村汲取资源变为支持农村。随后才是具体政策方面的安排和资源配置。

　　中国在二十世纪为实现工业化整整用了一百年。而这一时期与农村相关的政策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以支持工业化，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但这一过程也留下了一个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要完全实现这种建设新农村的根本转变，甚至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但目前中央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以全面取消农业税为代表的各项重点政策，已经呈现了一个走向历史转折的很好起点。

　　徐勇说，在战略思路转换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具体的制度、政策方面安排和资源配置，而其中应优先考虑的应该是打破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设定的种种制度壁垒。不是简单地拨几袋水泥，修几条路，改造几个厕所。如果不解决制度壁垒，不确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针对三农的资源配置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浪费性的。

　　他强调，中国为从农村吸取资源完成工业化而建构起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三大支柱，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农税制度，三是社会福利的社区自我供给制度。这也是将束缚中国农民的三重主要的制度壁垒。目前，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虽然农民还在通过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途径事实上承受著负担，这一壁垒的消融已颇见成效。户籍制度也出现了日益松动的趋势。但将农民排斥在公共产品国家供给体制之外的第三重壁垒目前对农民的束缚还非常严重。这也是新农村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抓住的重点环节。(汪恒）